因此，上诉两案法院判决应予公开的结论正确，但却以过程性政府信息因过程的结束而丧失保密的理由而否定信息的过程性，混淆了过程性政府信息与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两个相近的问题。

2.积极提升省级人大常委会指导监督技能。第三，完善地方立法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的便捷通道，探索建立地方立法机构和政法部门、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

但是，可以想见，普惠式限量下放立法权之后，随着立法主体的增多，越权立法、越位立法、法规规章之间矛盾抵触的现象也会增多。这种限量放权的模式，尽管已经尽可能从规定立法权限和规范立法程序两方面，力图保证地方性法规不任性。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特别强调，要注重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1.强化地方立法的事后审查备案机制功能。除了潜在的地方立法数量与审批力量相差较大，省级人大常委会力不从心之外，事先审查的固有弊端依然较为明显，就是法律规范冲突的很多问题只有在具体案件中才会暴露出来，在立法时很难发现。

应对地方立法权平稳承接的新常态，应当着力从树立改革系统思维、强化权力监督机制、充实地方立法力量和提升人大审批功能等方面慎重思量，稳步推进。依据《立法法》规定，地方性事务属于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所在。白斌：《宪法教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拉班德认为，法学之方法，舍逻辑而无它，教义学的任务即在于建构法律秩序、探究具体的法语句背后更一般的概念，并藉由此概念推导出结论。人们开始探讨什么是人民的意志，而传统的法学实证主义则逐渐被贴上僵化、保守、反现实的标签。[92] 前引5，谢海定文，第89页下。社科法学所念兹在兹的后果考量，本质上是法律决定中视域变化的后果。

法教义学应该置身这种不确定性之中，合理安排多重的规范解释可能性，安排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双重可变性，[60]提高可承受的不确定性。法学在这两个层面的重心倾斜意味着法学选择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方法基础。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通过逻辑思维认识世界，那么社会科学就需要通过理解、体验和价值来认识人类活动并指引人类行为。拉德布鲁赫认为，法是具有实现法理念（正义）之意义的现实，[40]是形式化的抽象价值在具体经验中的实现。宪法教义学体系也由此形成一个宪法变迁—确定宪法概念的可能性边界—宪法决定的工作流程。前者指的是从存在的原则中导出的有关理解存在的方法论知识，其对象是现象变换中的恒在之物。

改革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转型，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一转百转。新康德主义学派内部又可区分为马堡学派和西南德意志学派：[25]前者关注康德知识中的纯粹理性（出自先天原则的认识能力），追求科学知识的先验基础，以保障知识的纯粹性。进入专题： 宪法教义学 社会系统理论 。在法学领域，强调精神生成和法的精神的新黑格尔主义开始占据主流。

凯尔森认为，法规范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在其框架内存在多种适用的可能性，[30]因此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对议会民主政治的怀疑同样也导向了对实证法的批评，为实证法寻找基础的正当性理论在魏玛时期的勃兴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宪法教义学需要实现从确定性向可能性的转变，需要整合安定性与后果考量，通过引入宪法变迁理论，建立宪法变迁—确定规范可能性的边界—作出宪法决定的工作流程。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法学内部也经历了视域上的变迁。

在法实证主义时期，一直存在着学术概念体系和实证法概念体系，在法典编纂之前，法学实证主义占据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学术的中立性对抗政治的影响，并将散乱的法律素材统合到一个逻辑严密的学术体系之下。[71]本文则尝试将宪法变迁视为宪法解释的基础，建立起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之间互为因果、交互影响的关系，解决转型中国社会发展（改革）与恪守宪法（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困扰学界的良性违宪难题。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系统功能分化是一个分析工具，用来观察和反思当下的社会，但并不意味着是一个理想化的现实，理想的类型是一个永在路上的目标，并不见得完全会实现。于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可以看到法律人进行折衷的朴素尝试，也可以看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趋近。由此，就需要引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解释的基础性结构，使宪法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下综合进行考量，并确定可能性的边界，然后从中选择出最优的决定，构成完整的合宪/违宪判断。[65] Luhmann (Fn. 60), S. 31. [66] 现有的科学研究、经验实证研究和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无法对终身自由刑的后果给出一个确定性的评估，关于终身自由刑案可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67] 参见[印]阿玛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页及以下。

[51]然而，实证法的编纂使得立法层面的学术影响逐渐减弱。其结果是，投身入自然科学的法学逐渐丢失了其实践哲学的品性。

在法学层面，新康德主义的科学观对法学影响至深。维亚克指出，法学实证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一个价值判断的原则以及社会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决定，也就是让实证法成为正义的替代品，在司法决定中排除社会、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既想使法教义学容纳价值判断，但是又无法通过纯粹的法学方法获得终极理性的价值判断。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概念法学回避、凯尔森将之排除在法学之外的价值判断领域慢慢扩展成为法学的一个范畴，法学中对科学性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宪法解释的宪法变迁，意义在于通过宪法解释观察宪法本文内涵前后的变化，通过宪法变迁约束宪法解释，意义在于将具体个案中的宪法解释和宪法决定限定在一个与社会结构相适、符合事物之本质的宪法框架当中。此时就不能仅仅主张单纯的规范分析方法，而是需要围绕规范，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综合不同的方法。

解释的必要性在于从规范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做出决定，以此来确定何种利益具有更高价值，该决定只能通过有权的国家机构做出。在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回答的是：制定法能否适应中国复杂的乡土民情？习惯法/民间法是否应置换和取代制定法成为独立的法源？习惯法、与宪法文本不一致的政治惯例、不成文宪法、良性违宪等现象所存在的分歧背后，深刻的根源是中国问题意识乃至本土道路意识的增长，在很多社科法学学者看来，单纯依循规范的逻辑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为了既维系法律系统的封闭性又保持法律系统不至于完全与社会脱节，就需要建构与社会相适的法律概念。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49] 实际上，法学区分两种体系的做法其来有自。然而双轨制更多是一种描述，无法给出规范上的指引，无法解决并行不悖的双轨一旦出现交叉或冲突的情形。

法学在确定合法/非法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凯尔森深受马堡学派的影响，其纯粹法学理论的根基便是建立在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基础之上。同时，由于这部分学者每每以西方眼光审视中国法治，从而与社科法学之间构成了中国法学界另外一种形式的中西之争。M.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1981, S. 5. [15] F. Hubert (Fn. 13), S. 30ff. [16] J. Rückert, Savignys Dogmatik im System, in: A. Heldrich et al. (Hrsg.), Festschrift für Claus-Wilhelm Canaris, Bd. II, 2007, S. 1263, 1289ff. [17] U. Volkmann, Veränderungen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JZ 2005, S. 262. [18] 1847年基尔希曼（Kirchmann）以论法学（Jurisprudenz）作为科学的无价值性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耶林于1868年在维也纳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演讲的主题是法学是一门科学么？J. H. v. Kirchmann, Die Werthlosig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 3. Aufl., Springer Verlag, Berlin 1848. [德]鲁道夫•冯•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么？》，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另一方面，社会在变迁，实证法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生存于真空之中，法律领域内的价值判断无法通过法规范本身的演绎而自足，需要借助于其它领域的知识。法律实证主义本为抵御政治，却成为议会民主政治的附庸。

一方面，实证法需要独立于道德、政治、经济等领域承担独立的功能，建立自身运行的标准。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法教义学者看到的画面却是截然相反的，在法教义学眼中，转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恰恰便是制定法权威的流失，因社会变迁快，法律的制定无法跟上社会转型的步伐，或者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节奏而失效，其结果便是改革中存在大量规避法律甚至直接违法和违宪的情况，从而形成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这一情况直到今天仍继续存在。

[12]法教义学从产生开始便与科学主义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三）宪法教义学的功能定位：整合安定性与后果考量 在法教义学转向的背景下，知识体系与价值判断的二重性可以导引出宪法教义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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